马华丰富的党争经验蔚然成家，其党争也有特定的成形和发展模式，可以写一本“马华党争学”。

党争的发展模式

争端发生之前，必有两个顶级的领导人对于资源、党职或官位的分配不均而开始不和。这种不和不过是隐性的主因。作为华社利益的代表政党，马华当然不能为了这种事情而展开大规模的争斗。但是潜伏的不满，已经促使受压迫的一方开始寻找争端，伺机发难。

过后不满的一方必会选择课题作为导火线，向另一方开炮。以课题作为导向的结果，是把单纯的权位斗争，延伸为整个华社甚至全国的关注焦点。之后事情的发展，导致各种大小争端骂战，全部浮上报章，成为全国的话题。

当党争进入白热化，双方阵营开始把战火烧到全国的中央代表，以致全党上下，不管事情关不关己，都无一幸免地卷入争端。这个时候，很多党员就可以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滋味。这个作法，迫使代表们作出选择，因为假如代表们这个时候不作出选择，到最后分出胜负之时，他们会两边都不讨好。

党争发展到这个地步，原本作为主导的课题之争，会突然变得不再重要。所有的争执马上就失焦，让关心党争的公众人士无所适从。

党争与大课题挂钩

马华党争最大的坏处，是在于它常常与大课题挂钩。借着民心所向的课题起义之一方，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可以预见他们比较可能成为党争的战败者，而他们的失败，会导致广大群众会对于党争的结果失望。所以几个党争下来，马华逐渐失去华裔群众的支持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次的翁蔡之争，不管是在契机还是时间上，都跟巴生自贸港的调查不可切割。虽然蔡派没有明言那是主导党争的课题，但翁派要是硬要将之纳入特大议案，难免华社和群众会将挺蔡和“阻扰巴生自贸港调查”划上等号。

原本如火如荼的调查，要是因为这场党争的出现而受到干扰，不管蔡细历有没有受到好处，都难以脱得了干系。要是蔡派胜出，而巴生自贸港的调查结果是KDSB无罪，即使那是事实，民众也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届时马华的声望将跌入谷底。

从这个角度看来，不管党争的发展方向是怎样，底线是，巴生自贸港的调查不但不能够松懈下来，而且还要快马加鞭加速提控的速度。

回首看看AB党争

当年马华AB党争以“维持现状”的解决方式落幕时，参与其盛的人，不管是A队还是B队的，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异样感觉。A队的人会觉得B队是胜利者，B队支持者这边，也认为是A队获得胜利，两边人马都觉得不是味道。

然后两边的支持者看到自己支持AB领袖，原本是敌对阵营的高层们，一起开开心心登台，当官的继续当官，做领导的继续做领导。而台下的支持者们，因为党争期间忙着做先锋，表现给自己的老板看，而得罪了不少昔日的同志，到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还结下不少梁子。

这其中固然有它的反讽寓意，那就是让那些争得头破血流的同志们，可以得到教训，教他们知道什么叫天意弄人，什么叫白忙一场。

但是这个教训显然不够深刻，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更何况距离上次党争仍未足十年。

全球性A流感瘟疫爆发至今已超过3个月。虽然过程中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我国卫生部在防疫的表现仍然是值得赞赏的。

说卫生部的表现值得嘉许，是因为所有的措施至少拖慢了病毒的蔓延。说他过程中跌跌撞撞，是因为卫生部的隔离政策让大众感到非常混淆。

隔离政策的实施，使到那些从疫区回来的国人与众不同，即使没有生病的症状也必须自我隔离7天。与此同时，这些隔离政策全部只是针对国人进行的，那些来自疫区的外国人反而无需自我隔离。

举个例子，一名与患上A流感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墨西哥人，他有事来马公干两个星期，反而不需要自我隔离。当那名墨西哥人来到马来西亚，与大马同事们握手的那一刻，其诡异尴尬的气氛可想而知。

难道政府不知道那些从疫区来马的外国人，比起从疫区旅行回来的国人，更有机会把病毒带过来吗？当然知道。重点是，传染的风险并非隔离政策的所有考量。

简单来说，所谓的隔离政策，不过是一个措施，没有所谓的公不公平或合不合理。措施一旦执行起来，风险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拖延A流感在国内蔓延的速度，而不是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因此，只要卫生部达到拖延的目的，那么表现大致上就算合格了。

其实，卫生部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坦诚地向国人说明，国家的机制是不可能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而完全封锁病毒的传染也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所谓的隔离政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封锁病毒而设的，所以即使是实行了措施，国家也有可能让最大潜在风险的病患走在人口最稠密的武吉免登星光大道。

所有受瘟疫影响的国家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并没有实施锁国政策的本钱。吉隆坡已经是一个国际都会，想象一下，假如卫生部要求所有从疫区来马的外国人，都要象国人一样自我隔离，那么还有谁敢来吉隆坡？

在不能完全封锁病毒的前提下，拖延政策迟早一天是会计穷的。所以卫生部已经宣布，我国短期内将把防疫带入下一个阶段，那就是缓解病毒的伤害。所谓的缓解（mitigation）就是比抑制或拖延（containment/ delaying）更放松的一系列措施。两者分别在于，当局并不会追查患者所接触过的人士和没有病患症状的人绝对无需隔离。

到时候，防疫的责任和努力就从卫生部，下放到每一位国民的身上。我们必须自己做足防疫措施，只有在染上病毒的时候，国家才会伸出援手。

最近一起警方滥用权力事件，在律师界内引起巨大的舆论。因为律师们突然发现，做律师这一行多了一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职业风险”。

事情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5月7日那晚，警察以非法集会之名逮捕了14名在十五碑警察局外和平请愿者。律师公会的法律援助小组接获扣留者的请求后，派出5名律师前往警局，代表这14名被捕人士。

5名律师向警察交涉，想要与被捕人士会面，警察一口拒绝，理由是这群被捕人士已经向警方要求放弃自己的律师代表权。如此匪夷所思的回答，当然让律师们起疑，于是他们向警方要求出示被捕人士签署的放弃代表同意书。警方一开始推三推四，但是律师们还是不断地坚持，最后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警方将律师们逮捕，全部关进拘留室内。

事后证明，警方当时是在讲骗话，那群被捕人士根本没有签署什么放弃代表同意书。眼见谎话就快被当场拆穿，老羞成怒的警方只好逮捕这群令人讨厌的律师们。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刑事程序法典第23（1）（a）条文说明，警方有权在没有推事庭庭令的情况下，逮捕那些被合理地怀疑可能涉及可被逮捕罪行的人士。

“合理”和“怀疑”两字是整个条文的重点。“合理”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而“怀疑”是一个很个人的看法，两个概念放在一块，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

就从字面上，我们来诠释警方的逮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逮捕条件：

第一种情形，5名律师在维护他们客户的过程，跟警方要求一些法律文件，是可以被“合理地怀疑”成一群有可能在警局内非法集会的人，因此可以被逮捕。因为不管怎么说，5人聚集在一起已经可以构成非法集会的法定人数。

第二种情形，警方可以很“合理地怀疑”这群企图拆穿警方谎言的律师们，将会向大众拆穿警方的谎言，进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属于一种潜在的犯罪行为。

第三种情形，警方已经表明不愿出示那些不存在的放弃代表同意书，但是这群律师还是不肯退缩，所以有阻差办公之嫌。

不管那一种诠释的角度，都可以勉强地说上是“合理地怀疑”。文字的应用原本就是模棱两可的。重点在于，警方是否有足够的良知抑制自己不滥用权力。

如果说西华古玛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高调的两个州议会议长之一，实在不为过之。另一个是雪兰莪州议会议长邓章钦。

传统上，议长给人一种“开会而作，休会而息”的印象，鲜少有机会看到议长在非议会时期发表政治性的言论。在正常的情况下，议长甚至不能参与议会的投票，只有在支持和反对票数相同的时候，议长才有机会投出手上的一票。那是因为身为议长最重要的职责，是以不偏不倚和中立的精神来主持议会。一名负责任的议长，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都不会过于掺和政治角力，以免让人诟病。

从霹雳州民联政府出现危机以来，西华古玛的曝光率就节节上升。从一开始的议员辞职信事件，到后来的禁足令，西华都是忙得不可开支。西华突然遽升的曝光率，是政治角力的自然现象。如果后世要评论西华这个人，可能有人会评说他是“治世的议长，乱世的枪手”。

当然假如他有得选择的话，相信他是绝对不会那么卖力和热衷地参与政治斗争。君不见去年有人在他的议会上发表“印度人与蛇”的言论，他也没有召开特权委员会来检举这名女议员。

联邦法院上4月16判决，西华的禁足令是一个越权的决定，因此无效。这个判决对西华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这个打击是否会让他低调一点，我们抱有怀疑的态度观望，因为联邦法院的判决，有几点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

我国联邦宪法第72（1） 和（2）阐明，法庭绝对不能干预州议会的运作，也不能裁定一名议员在议会内或议会委员会内的一切行为和决定之合法性。但是霹雳州宪法第63条文说明，当一个案件在其他法庭审讯的过程中，涉及州宪法的课题，该法庭可以将有关课题上呈至联邦法院进行诠释及判决。

这两个条文放在一起，针对对西华案件来诠释，就是以下这个比喻：妈妈和姐姐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自发地打弟弟，但是假如姐姐有机会考虑是否应该打弟弟，而将这个问题交给妈妈来决定的话，那么妈妈就自由地决定是否可以打弟弟了。

所以高庭不能马上裁定有关州宪法的课题，而基于同样的宪法条文，赞比里的律师团也不能直接向联邦法庭提出控诉。因此，赞比里的律师团队大费周章地先在怡保高庭对西华的禁足令提出控诉，然后才在高庭要求联邦法院的干预。因为那是联邦法院唯一可以介入诠释或裁定任何有关州议会的课题的情况。西华的决定就是这样被联邦法院否决了的。

无可置疑联邦宪法72条文与州宪法63条文，在西华案件里是互相冲突的。而在国与州法律的冲突下，自当以国为先。就这一点，身为律师的西华，肯定不会放过开炮的机会。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赏乱世枪手的表演吧。

纳吉的成功故事，与传奇的RAHMAN预言紧密呼应。看着他徐徐走上国家权力最高峰，仿佛是铁定的命运轨迹，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扰。

美中不足的是，他接手担任首相的时机，只能够用艰巨难堪四个字来形容。假如纳吉无法为国阵政府拟出一个全新的方向，这个首相的位子是绝对坐不稳的。

贫乏无味 毫无新意

在接棒前夕，纳吉强调新的内阁在施政方面必须以民为本，以人民的要求为先。言语之中，“以民为本”四个字就是新内阁施政的中心精神。令人觉得纳闷的是，有哪一届的内阁不是宣称以民为本的，那到底有什么特别？

刻薄地再讲一句，从308以后的几次补选成绩看来，人民所要的难道还不明显吗？假如这样都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人民所不要的，总算是非常明显了吧？所以这个时候，还以这种那么含糊的口号定为执政方针，是不可能带来民意的转变的。

党国不分 盟友失利

要拟出一个全新的路线，纳吉首先必须了解国阵从2004年大选狂胜到2008年失去三分二席位的主要原因。

巫统长年以国阵老大的身份领导政府，强硬地将党的种族主义转换成国家的政策。这种作法的过程中，导致国家政策与国阵其他盟党的政治路线冲突，严重地损害了国阵盟党的政治地位。

巫统独大的地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他国阵成员党一律都被视为种族政策偏差的帮凶，而不能为盟党所代表的族群接受。所以导致国阵里面，除了巫统之外，其他成员党的势力萎缩。盟友既失去支持，国阵表现自然就差了。盟党们失去的政治势力，全都蝉过别枝，到了反对阵营那里去。己消彼长，国阵自然就更弱。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施行虽然是朝着巫的政党路线进行，但是在施行的过程中，领袖们也是没有办法确保所有巫族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所以即使是面对巫裔社会，政府也是没有办法摆脱贪腐的形象。如此内外皆失的情形，国阵政府当然渐渐失去民心。

杜绝偏差 公平社会

从过去的失败吸取教训，纳吉的首当要务有两个。

第一，重新平衡国阵盟党间的合作关系，改变主仆关系的印象。下放权力，纾解各族紧张的关系，让人民重新相信，现在的国阵还是独立初期的那种真正合作伙伴的关系。第二，杜绝和纠正过份的施政偏差。行政偏差和贪污腐败是孪生兄弟，要纠正偏差就必须先肃清贪污。

但是如果叫纳吉重复伯拉2004年的肃贪口号，又好像不大可能。纳吉如何避免让人觉得重复的印象，是他就职演讲的第一个挑战。

308大海啸过后，马华领袖扪心自问，自己服务民众从来不偷懒、向政府一点一滴地争取华社权益也从来不留余力，大选惨败自然是归咎于巫统的腐败和独大。

所以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两个：第一、与巫统划清界限，必要时跳一下草裙舞，随时准备脱离国阵；第二、大力进行党务的改革，希望改革自己，改革巫统。第一种方案落实的代价太大，不是所有领袖都付得起。所以大家都把期望放在第二个方案上。

因此这次对于巫统党选，马华采取一种保持距离的关注，就好像待嫁新娘在洞房等着新郎哥时的心情。未来巫统的领导，就是国阵的骨干，马华希望籍着巫统的改革，重新赢取民心，扩大自己在政治世界里存在的空间。

但是这个期盼，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马华依然是巫统最大的政治合作伙伴。这个假设，随着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一席话，从根基上开始变得不确定了。

哈迪阿旺最近矢言，巫统已经难以自力更生，回教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的时间不远了。这句话与去年7月，首相承认与回教党密谈马来人大团结一事遥遥呼应。甚至在更久以前，基尔在大选后第一时间也是秘密向回教党献议组成联合州政府。一旦巫统和回教党结盟，一个接近完美的马来族粹联盟就产生了。

虽然回教党内部仍对于合作的建议存有分歧，反对声浪主要来自元老们。但是从少壮派和回青的支持声浪中看来，两党合作还是很有可能的，剩下的只是时间和技术问题。

从巫统的角度看来，308大选的成绩反映了国阵其他成员党的疲弱。假如不是马华、民政和国大无法获得华裔和印裔族群的支持，国阵根本不会失去几个州的政权。与回教党合作，已经不单是政治策略，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的确只有“马来人大团结”此类的政治理想，才能带给马来族群强烈的震撼。

简单的算术和权术衡量下，跟回教党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回教党一旦加入，国阵内部大选席位必须重新分配，不够分给回教党的席位自然只好从其他成员党那边拿过来。

巫统党选过后，一定会改革。只不过改革的方向是走向族粹主义，还是多元种族公平分享的方向，没有人可以百分百确定。

待嫁的新娘最怕的是，自己钟情的新郎哥原来已经偷偷地爱上其他人了。

“任何法律上的权力都必须要被牵制，否则就会产生独裁。”

这句话，是当今霹雳州苏丹陛下亚兹兰沙，于二十多年前在法官席上的一段判词。以这句话对照现在的霹雳州政权局势，确是有其玩味的地方。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一群民选的议员，要进入州议会的会议室，居然受到警方的阻扰而被迫到户外的树下开会。紧接下来，全国总警长正式宣布，警察将停止发出全霹雳州的集会准证。大量警力和镇暴队的出动和种种的措施，务必确保民联议员们无计可施。

原本霹雳州局势不论多乱，都还是停留在不同阵营的言论冲突而已。如今警方涉入于政治的角力，霹雳州的政治乱局就开始进入另一个层次了。假如民联仍不懈争取其政治地位的话，将不可避免会与警方和镇暴队发生肢体冲突。一旦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唯一的结果就是受到逮捕，失去人身自由。

除了警方有所举动之外，反贪污委员会在更早前也有特别的举动，针对雪州州务大臣在州与国权限之间款项的运用上大做文章。记性稍微好一点的读者一看就会知道，这明明就是大马版的马英九特别费用案嘛！台湾比大马幸运的地方是他们采用的宪法，是比较激进的法国派系民主制度，三权明显分立，法庭在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运行，所以马英九最后逃过牢狱之灾。反观我国，四权分立到不清不楚，没有人可以确定政治对于其他政权机制的影响力到那里。

运用执法机制来对付政治对手，是政治角力里最后的杀手锏。第一步，是把对手全部关进监牢里，接受刑事调查。这个调查工作，快则几天，慢则一两个星期。等到调查完毕再进行起诉，起诉过程需要一年半载。从州议会或国会成立算起，至对手们罪名成立，加起来刚好两年。两年的期限在宪法上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议会成立两年后，即使议员罪成失去资格，苏丹或最高元首可以宣布议席不需要补选。所以用司法执法机制来打一场政治战是最好的。

从安华拉拢一个国阵议员跳槽开始，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开始启动。第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下一个事件，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引发另一个更大的法律错误。当这些错误纠结在一起，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当权一方要获得胜利，也只有使用最后的杀手锏了。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霹雳州政局乱象中一览无遗。

霹雳州变天过后，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曾意气风发地说：“他们开始了游戏，我们只是配合而已。”

这句话再一次判了马来西亚民主的死刑。同时也鉴证了一个事实，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只是一个数字游戏而已。什么互相制衡、人民当家、平等、自由等美丽又浪漫的概念，不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宣传口号。真正可以获得终极权力的，还是政治手段和大量的资源。

在跳槽变天这一课题上，民联与国阵两者都参与了同样的游戏，双方都是处于同样低等的政治道德水平。若要从人民的角度以及反感的程度，勉强说出两者的分别，其实还是可以的。

第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国阵（巫统）可以付出比较高的跳槽费。变天发展至今，国阵民联双方都已经多次指责对方企图利诱己方跳槽，通过手机短讯传达的跳槽金额献议多次上报。传闻国阵有能力开出较大的价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里指的跳槽费也包括了政治前途的保证。国阵可以付得起较高的跳槽费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单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让人觉得反胃。

第二个分别在于人心所向。308过后进行的几个补选，国阵一直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以现在的霹雳州的民众情绪来看，假如跳槽议员的议席进行补选的话，相信民联阵线可以以更加辉煌的成绩胜出。当然国阵也看出这一点，所以才需要在下一个州议会会议之前让新的州务大臣紧急宣誓上任。急躁不安的上任方式，剥削了人民表达民意的权力，就这一点上也挑起了人民的情绪神经。

霹雳州变天游戏至今可以说是第一回合结束了，我们来作一个游戏后的评估。在变天游戏之中，对于参与游戏的阵线来说，除了资源之外最伤害的就是政治道德空间。资源在获得政权后可以获得补给，反而是政治道德空间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在这一点来说，国阵的道德空间比起民联较为广一点。早在1994年，国阵（巫统）在安华的领导下以跳槽变天的方式夺下沙巴州的政权，已经开创一个糟糕的前例，如今故计重施，国阵要跟人民交待起来并不困难，反正在2008年大选时，人民早就已经知道国阵是这副德行。

反观民联阵线，走的是比较注重民权的偏左路线。以付出跳槽费的方式夺权，基本上等于完全摧毁民联阵线所信仰的一切政治理念。若这次变天游戏是由民联胜出，尝到甜头的民联难保不会在变天鼻祖安华的领导之下开始腐烂变质。这次民联的失败，获得的是更多的同情，可以说是失败者的安慰奖。

我的结论是纳吉错了。虽然说大家都是玩同一个游戏，接受同一个规则，但是不同的胜利者还是会带来不一样的民众反应的。这次的变天游戏，不是“你跳，我跳”那么简单，背后牵扯的民众神经会在游戏结束后等着。

老百姓在迎接春节前或多或少都需要做一些过年的准备，华基政党也是一样的。

马华与中国政党交流

先看看马华。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在年关将至之际，以政党领袖的身份率领商团远赴中国寻找商机。这跟早前马华的组织秘书团到台湾向国民党取经的情景相映成趣，人民看到的是马华开始扩大其国际外交空间。

但是难免有一些好事之徒会质疑，马华会不会又重蹈不务正业的覆辙，在国阵内地位日趋下滑的当儿，做这外交的事儿？个人看到的是，这外交的举动是政治上一个高明的举动，不管在党务还是造福国家上，都具有开创新气象的意义。尤其是外交的对象是中国，这外交的意义对于华社来说，就更加显著了。

商务交流至今，中国政协主席已正面回覆有关马华建议驻马中国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给大马中小型企业。代表团也在双边贸易的课题上，达致一定的成果。代表卫生部的廖中莱部长初步上已经同意放宽双边药物贸易的药检程序。

当然，这项宣布与三鹿牌奶粉厂前任董事长被判无期徒刑的新闻同时发出，未免让人民有点担心。以老百姓的出发点看来，其实药检管制比自由贸易重要得太多了。但是交流只进行了数天，多数的协商都是以促进双边友谊和谅解作为首要目标的。以短短几天造访的成果看来，这些都可以算是对华社不错的消息了。

民联与华堂交恶

另一边厢，以民主行动党议员为主的槟州民联州政府在早前断然拒绝槟华堂要求拨款联办春节大团拜一事，在全国掀起舆论浪潮。槟华堂在大选前不看好民联可以取下政权，遂而不成熟地向国政建议他们中意的国阵州务大臣人选。在政治上，上位者对于不支持他的人进行复仇是很常见的。但是考虑到在春节来临前，州政府表态不支持春节大团拜，这对于华社的情感和文化，以致华社的组织，是一项严重的损伤。

更糟糕的是，雪州一名民主行动党的议员，居然在政府小组的会议上提倡雪州全面肃赌。这两件事情跟当年雪州州政府在屠妖节前夕拆除印度庙有异曲同工之处。

非常幸运的是，在此同时装置双语路牌的官司在这个时候了结，州政府得以继续增设槟州境内的双语路牌。在春节期间可以看到路牌上的中文字，多多少少中和了槟州之前的火药味，增添了多一点的新年气息。

总结来说，民主行动党在“天时”的应用技巧上明显地比马华失色得多。春节这一节庆，联系的是所有华族的情感。政党在春节前有关华裔习俗的举动，在不同的时节时可能无关痛痒，但是在春节时发生的话，就会带来的重大的情感冲击。

马来西亚政府自大道合约解密以来，因为各种奇怪的不平等条款而沦为坊间的笑柄。 

各大报章、马华以及民主行动党已经连夜派人前往工程部图书馆间断性地将各大合约的条文逐一抄录并转报，相信不久后合约的全文得以展现在人民眼前。这里无需进一步鞭挞政府在签署合约那一刻时的贪腐和愚昧，这可以等到以后审视合约全文时才全面地做，现在想探讨的是内阁解密文件的这一个动作。 

这一次的解密动作，让我们知道内阁对于官方机密的应用是很草率的。 

根据1972年官方机密文件法令，只要是部长认为有必要的话，任何文件都可以被归类为机密文件，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形下公布机密文件的内容是形式罪来的。既然大道合约当初被归类为机密文件，那么除非是事变景迁导致其机密性不再有效，否则的话，该文件应该继续被视为机密。如今只是一个内阁会议，马上就扭转大道合约的机密性，可见当初内阁是胡乱将它归类为光放机密文件的。 

其实现在看来，这些文件根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应是官方机密。不管怎样看这些大道合约，它们都是彻底的商业文件。大部份的大道公司，在签署大道合约后就马上拿着合约向大马证卷委员会申请上市。证卷委员会在审视这些所谓的机密文件后，根据合约预算大道公司在未来绝对可以大刮民脂，也马上允许这些大道公司上市。更绝的是，这大道公司大刮民脂的事，民众也是可以预知的，所以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大道公司的股票。公开至此，这些合约仍归类为官方机密，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马来西亚才会发生。 

另外，合约解密的时机和方法也有令人怀疑的地方。 

首先，内阁选择在巫统改选前的两个月才揭露前任政府的疮疤。乍看之下，好像是有心人特别设计来使到前任政府领导人（或与其相关的人）尴尬。整蛊的对象，直指敦马和他的儿子。 

再者，政府限制阅览大道合约的人数和复印合约的作法，令人感觉到未免有一点小家子气兼不干不脆。既然已经解密，何不干脆一点拷贝一份让大家一次过阅览全文？限制阅览使到整个解密的过程大幅度地延长。如果说文件解密后暴露政府的无能，是对政府的一种监督和惩罚的话，那么延长解密可以比较为中国古代酷刑- 凌迟致死。 

媒体及议员们每天一点的爆料，给予读者有时间慢慢地消化大道合约各种不平等合约，并且长时间地占据报章的篇幅。从而加深人民对前任政府的贪腐无能之印象。 

可能这些有心人士想应用解密的动作，企图对比前任政府的贪腐无能，以便彰显现任政府的透明度，向人民显示现任政府已经开始改变了。以民众对解密的反应来判断，这个企图无疑是失败之作。 

一个政府的透明度和公正度，并非以揭露前任政府的污点作为标准的，而是要看本身的施政和成绩。308大选后成立的内阁，不论是从政绩或成员的素质上，给人的感觉是换汤不换药。更甚的是，它根本就是前任政府的延续版本。皇冠城封路事件、购买直升机的草率处理以及援救股市基金的应用，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任何对于前任政府的不满，绝对可以原原本本地转移到现任政府身上。 

马华新的领导名单排出来至今已经数个星期，党员和华社的反应依然炽热。新阵容争论性很高，因为排阵并无考虑到各大山头的感受，导致许多山头心理不平衡。就有人开始担心马华会陷入长期党争，甚至有人说那是翁诗杰的阴谋，以党争延续党的性命。

个人认为那是目光如豆，过于习惯看到马华权力斗争而突然间无所适从的人，才会有的想法。当然不能否认名单确有巩固领袖地位之嫌，但那并非全部。要为阵容名单完全解密，目光必须超越派系斗争，并以宏观的心态检审名单上的要职。

假如我是总会长的话，而我又想要进行党员登记大改革的话，我将会面对的是党内依赖幽灵党员巩固自己实力的山头领袖们强大的反弹，随之而来的将会有大量的纪律课题涌现。所以党总秘书、组织秘书和纪律委员会主席三职，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未到位的圈内人。未到位者，指的是未到达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人物。这种人最明显的特征是，即使身处于党中央的位置，但是却还是会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因为尚未有进行权力角力的本钱，所以他不会过度卷入权力漩涡中。这样一来，他才能够在改革党务上没有过份的利益冲突。第二、要有改革的热诚和冲劲。第三、不可以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之徒。在需要得罪同志的时候，这个改革先锋绝不可跟人嘻哈一番，以通融换交情。第四、需要有一定的全国性组织经验。

基于以上4点，名单上出现的元老和马青人选，如王弗明、姚伟豪、颜守丰和黄俊杰，就显得比较能够接受了。

重组党务过滤幽灵党员之际，党的未来方向必须明确。无可避免地马华又会回到这个课题上：马华在国家政治上的处身定位要怎样调整？

马华现在的状况，说的残忍一点，就是大量依赖马来选票和混合选区来苟且延生。马华上一次大选获得的华裔票数，居然不及本身的党员人数。对于一个标榜为华族代表的政党来说，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问题是，光荣壮烈牺牲以及忍受耻辱地附在糜烂的国阵肩膀上，还是后者比较可以带来实际好处。现在最怕的是，这个已经腐烂的肩膀，迟早一天会倒下。到时失败和着耻辱地倒下的话，情何以堪？

太早脱离腐烂的肩膀嘛，又怕时机未到或下错赌注，平白失去既得利益。

那么唯一符合逻辑思考的结论就是，不脱离国阵，但是却以已经脱离国阵的心态来处身做事。

这样做表面上坐收两边利益，但是实际上却还是行不通。不管在外面喊骂得多么厉害，一旦进入内阁或国会，另一种看不见的机制却开始运作，到最后还是必须静下来。从废除内安法令一事即可看出。这样一来，突然的静默与之前的喧骂就会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无能的形象就会更加凸显出来。

所以现在最好还是保有政党的活动力，在最糟的情况下，将政党解放成自由电子。以官职换取自由以及本身的民族使命。处于一个这样尴尬的处境，总会长需要的是一个更加有行动力和决断力的领导团队。

如此处境，如此名单，接下来大家可以等待表现了。

以一名观众的身份来说，这一次的电视转播马华党选候选人辩论会无疑是让人感到兴奋的。娱乐成份放着不说，电视群众的关注直接加强候选人对于未来政纲的重视，单是这一点就能够大大改进党选的素质，高度地推进政党的民主进程。

美中不足的是，总会长候选人辩论会最后变成独角戏，让唯一出席的总会长候选人独领风骚，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整地呈献他的宣言。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候选人公开辩论是有一定的风险，看1992年克林顿-布什-佩罗首轮的总统辩论会就知道了。当时一名黑人妇女提问，“请问沉重的国债有影响你们的私人生活吗？假如没有的话，你们如果能够真正体恤民情解除民困？”。众人皆知老布什腰缠万贯，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要他的命。他支吾一番，企图转移答案的重心，但是提问者和主持人三番四次提醒他，询问他的私人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最后他不耐烦地嫌提问者的问题不清楚，然后以在任总统的身份说举国大小事皆与他有关，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轮到克林顿回答，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趋前柔声地询问黑人妇女，“您可以重复一次，经济萧条怎样影响您的生活吗？”。黑人妇女一怔，受宠若惊不知如何回答。克林顿再轻声问，“您说您有身边的人失业，流离失所？”。提问者感动得点了点头。接下来克林顿讲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表演天份和演讲才华特别出众的人，一两次的辩论会，绝对可以获得大量的民心。从美国的国情和总统的权限来看，因辩论会表现出众而获胜的总统这一现象，其实是不健康的。那是因为美国总统是实权的国家决策人，单是靠表演和耍嘴皮的才华不足以担任重务。反观马华的最高领导人，并非国家最高决策人，在国家决策领导团队里面，不过是其中一个成员。问题只是，这名所谓的领导团队成员，是否是一名有影响力的成员？

所以在马华公会的现况看来，马华需要的领导人，是一个勇敢如雄狮，聪明如狡兔，狡猾如毒蛇，更重要的是，他也必须是一名雄辩家，以便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以谈判、施压、甚至是威胁的手段，让马华成为迫使政府和国阵改变的动力火车头。要胜任这个任务的人，最低限度是具有高明的谈判术和雄辩技巧。所以一场候选人辩论会，绝对适合用来观察候选人是否符合这样的遴选条件。基于这一点，未来的高职候选人，必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接受辩论会的邀请。

有关主办当局首开先河，开创电视直播辩论会的先例，值得鼓励并必须延续下去。

再益辞职后，法律界人士预测我国的司法革新进程势必停泄不前。就在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主审安华案件的地方法庭法官哥马蒂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表现，为阴霾一片的司法界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清新感觉。

安华一案仍在审理当中，讨论案情的话可是藐视法庭的，但是讨论一下审案的态度还是没问题的。哥马蒂审案态度值得我们讨论的地方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审判者的无私精神。任何人一旦坐在法官席上，必须以不偏私、大无畏（without fear and favour）的精神来处理每一个案子。哥马蒂区区一名地方法官，虽然行政上隶属司法部的管辖，但是他个人的升迁命运，主要还是掌握于律政处。大部分的地方法庭法官，在跃升法官一职之前都是任职于律政处，更重要的是，许多地方法官往后的升迁，还是与律政处有关。总检察长是地方法官的实权老板，其实不是一个过分的说法。

如何向老板说不是一门学问，但是，如何向老板说不而不会受到对付，则是一项伟大的艺术了。且看往后的日子我们这位大姐将面对的命运吧。

第二点，法官的创意审判。创意审判在英联邦司法体系里，存在的空间是非常狭隘的。法官并非民选，所以在诠释法令之际，不可任意发挥。所有的法令诠释，都必须局限于法令的表面文字间，也就是依书直说。只有在最例外的情况下，法令表面文字含义模糊不清时，法官才能够稍微窃探法令文字之外的真实意图。

但是许多肆虐人权的法令，文字都是非常清晰肯定的，法官无力在文字诠释上做手脚。就如我国的内安法令。

然而文字毕竟是死物，周遭的政治民情不断在变，法官在非常时期还是有必要跳出法令的文字，从法令存在的理由和背景审判案件，担任人权的最后防线。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冷战时期，政治神经敏感得如细线牵系着哑铃，任何形式的政治言论都可能牵扯上政治意识形态的批斗。美国众议院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通过拟立内安法令，内容类似我国的内安法令，只不过枪杆对着的是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者。杜鲁门总统企阻止法律通过的企图失败之后，痛心疾首地说：“这项法令将是人民言论自由的一大威胁！”。如此不义的法令，在过后的数十年内，多次被全国各地的法官们判定为违宪的无效法令，最终失去实质意义而被逼修删。这就是法官们创意审判的结果。

1960年内安法令草拟之际，刚好是马来亚解除紧急状态的同一年。新的1960年法令恰是用来取代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只要审视两个法令的文法，就会发现两者的一些条文几乎是完全吻合的。所以1960年法令的初衷，绝对是用来对付武装颠覆份子的。

假如我国的法官得以效法美国法官的话，以创意审判的精神来审批每一项肆虐人权的法令，内安法令老早就被去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