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二先生从外国旅行回来后，一直为了一段擦臂而逝的良缘懊悔不已。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当时他在街上溜达，到处参观当地食肆档口。走了一段路以后，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个美女面带微笑，用“好有趣的人哦”的眼光看着他。他当下不以为意，回报礼貌的笑容后继续上路。但是走多一段路之后，女孩还是看着他。

女孩的容貌姣好，而且是属于正经高雅型的美女。白二先生算是非常含蓄的男人，在一阵子的内心交战后，他鼓起勇气慢下脚步。没想到的是，美女居然先开口。

“你正在找本地美食吗？”美女问。

“是啊。”

“你知道怎么去吗？”美女再问。

“我知道。”白二答。

美女听后，无法接下去问话，只好走开。白二先生因此痛心疾首。

“心理准备不足”是所有人对于白二先生的愚昧行为给予的解释。

“万物引力定律”（LAW OF ATTRACTION）是近年来倍受激励讲师推崇的一种学说。简单来说，它主张人类的意志力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轨迹。

驾驭意志力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自己想要的东西，并向毫不害羞地向宇宙万物索讨该物。然后在个人行为上和心理上都为愿望实现作好万全的准备。最后在心理上和客观因素上都随时准备接受愿望成真的一刻。

假如白二先生事前为可能发生的异国艳遇，作好充足的许愿准备功夫，那么他就不会自乱阵脚了。

阔别20年的小学同学们最近在网上热烈地谈论聚餐会。讨论到哪一间餐厅之际，一名同学建议到素食馆去。一般情形来说，对于一个20年不见的朋友之任何不过份的建议，我们都不会太强烈抗拒。

过后这名素食主义者开始展开硬性推广素食运动：-

“在你们眼中的美味牛排，其实是动物的尸体。”

“棺材佬很想你们吃多一点肉，因为那样他可以快一点做到你们的生意。”

“无良的医生及药剂师也希望你们吃多一点肉，那样你们才会光顾他们。”

诸如此类的扫兴言论，开始让人觉得烦厌。有人就开始对他呛声。但是就如其他的极端主义者一样，不论多么轻微的反抗声音，都会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应。恶性的循环之下，没有人敢再提食物。

难以理解为何一名已经步入中年的人，可以如此不明世故地冒犯一群他20年不见的旧友。

当一个人追崇一种信念到盲目的地步的时候，他开始会热烈地希望他的信念可以变成事实。为了这个目的，言语上得罪别人根本不算是什么，有的恐怖份子简直愿意酱炸弹系绑在身上，来个同归于尽。

正常人当然不可能理解这种变态的盲目心理。就如刚辞职的首相署部长再益先生一样，他辞职第二天发表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白：“我不明白，为何那些偏狭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不能够明白那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全生长在这个国土上，大家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

过去10年间，大多数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人，都是政见与当权者不一样的政治和非政府组织人士。1987年的茅草行动，捉了106人，绝大部份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入狱的，燃起火线的始作俑者如当时的巫青团长纳吉反而安然避过逮捕行动。

所以现在看起来，内安法令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地步，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国家内部安全，倒不如说是成为消除当权者内心不安的工具。

美国也有类似的内安法令，名为“麦卡然内安法令”。当初民主党议员在杜鲁门总统使用否决权后，依然应用压倒性的议员人数，强硬地通过该法令。法令通过之后，杜鲁门痛心地说：“这是危险的法令，对于人民言论自由是一大威胁”。此项法令在美国后来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不可被引用来对付人民，最终如同虚设。

宪法和国际人权宣言都规定，任何人在为定罪之前，必须赋予充足的辩护机会。

如果一个正常运作的法庭有机会审理有关内安法令案件的话，毫无疑问的，内安法令肯定被判无效，因为它是违宪的。可能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内安法令从逮捕到扣留以至延长扣留，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经过司法机构。

这个法令虽然违宪，是个非法的产物，但是因为国会长久以来没有办法通过删除它，而法庭也不敢宣判它的无效性，所以长久以来它还是有它狭窄阴暗的生存空间。

法庭的力量巨大的。虽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但其功能却与立法机构无异。只要是法官判定下来的案例，就等于我们的法律。所以法庭这么多年来，是有很多机会判定内安法令是无效的，但是此景迟迟不发生。

对于如此的现况，我们只能感叹世间上真正有勇气说真话和捍卫民权的法官还是太少啊。

 在繁忙的墨西哥城街道之中，某些地点会有栏杆围起来的低凹地带。栏杆内围的是年代古老的石头阶级，那是古代墨西哥阿兹特（AZTEC）文明的遗迹。

石阶在古代是祭奉神明的祭台。古代的祭礼是以人类作为祭供神明的牺牲品。石阶的顶部刻有导轨明显的石沟，那是宰杀人类牺牲品后，让血液流遍石阶的沟道。

像这样有趣的古代遗迹，就处于闹市之中，堪为奇观。

现代的墨西哥城是建造于阿兹特帝国首都的古城（TENOCHTITLAN）之上。当年西班牙人侵占阿兹特帝国的首都时，由于军力和武器有限不能强硬攻城，于是切断城中的水源。城里的市民口渴难忍，便在城中多处掘井取水。所以迄今墨西哥城境内，仍有许多凹凸不平的地方。

70年代中，墨西哥政府发展墨西哥城之际，这些凹凸不平的地区一律需要重新挖掘填补。一挖之下，就挖掘出了阿兹特古城大量的古迹出来。埋没的古迹一旦重新被挖掘出来，在学术上和人文因素上，都不能停止挖掘工作。所以挖掘队伍一发不可收拾地挖下去，在墨西哥城市中心挖掘出更多的古迹。接着问题就来了。这群出土的古迹处于闹市之中，有的甚至是在现有建筑物的底部，要如何将出土古迹与现代发展接轨，倒是一个不简单的学问。

出土于闹市之中的古迹有3种：第一种为从地面上可以看到的古迹，这个就容易办，政府只需在古迹周围围起栏杆即可；第二种为处于地底之中但与现代建筑物的底层隔着一道墙的，政府便在墙上装上窗口，让人们透过窗口窥探古迹；第三种为处于现有建筑物底部的古迹，政府勒令一些公家的建筑物筑造透明的地板，让走在地面上的人们可以直接往下看到古迹。

这类的古迹与现代生活的接轨计划，叫做“探古之窗”。

生活在都市之中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些古迹，长年累月自然衍生出对自己先祖文明的感情和热诚。政府如此认真处理古迹问题，除了文物保存的学术价值之外，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认知和热爱，是额外的收获。

当年困在城中拼命掘井的市民，知道自己在古城沦陷前夕的努力，到了500多年后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死也瞑目了。

话说首相在几个星期前，乘搭轻快铁亲身体恤民情。从轻快铁下来后，首相先生一脸不快，对于轻快铁服务大表不满。

所以最新的预算案就宣布了，政府将拨款马币350亿供吧生河流域的公共交通发展。

拨款的数目是天文数字，大得超出一般老百姓的理解了。凡是超过10亿以上的数字，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就是很大很大了。100亿和350亿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了，反正这种巨型计划都是成千上亿的。

但是这样对于认知国家的资源分配毫无帮助，所以这里一定要厘清一个问题：马币350亿可以做些什么？

1998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承建费是马币88亿。换句话说，350亿可以建4座吉隆坡国际机场。

从1996年至2010年的第七、八和九大马计划，15年来对全国华小的拨款配额总数是3.3亿。马币350亿可以足够106年的华小拨款。

在此之前，马来西亚巨型计划之首的记录保持者是电动铁路系统，预算总值为马币144亿。这350亿比第二名多出整倍有多。

现在看来，大家可以比较了解350亿的庞大概念。接下来要关心的是这350亿是怎样个用法。

首先，此巨型计划多数交由政府的子公司RAPID KL全权负责规划。交由公司去执行的好处是，一切繁琐事务可以直接由公司的董事斟酌，无需通过政府的官僚体制。此类繁琐事务当然包括将工程奖赏出去。所以只要控制了董事部成员，关上董事部会议室的门，基本上外人就难以插手过问所有的管理事务了。

接下来再看看RAPID KL过去的管理记录。自从这间公司接管吉隆坡大部份的巴士道路后，外间的不利传闻就从未间断过。这包括任意丢弃现有的巴士，以便公司可以向友好的私人公司购买新巴士。公司的采购投标也深深为国人诟病，因为有几家指定的友好公司总是有办法拿到合约。

更加不幸的是，这几个不利传闻偏偏就跟首相的儿子扯上关系。

传闻终归是传闻，老百姓也奈何不了。加上首相先生真有乘搭公共交通的先例，我们总不能说他在演戏吧？

由于科技的发达和人类广泛地使用“面孔之书”（facebook），最近在网上相认的小学同学人数剧增。根据事情的自然发展方向，大家不约而同提出要搞同学会。

1995年王家卫拍了一套“堕落天使”，里面讲述饰演杀手的黎明杀人后在巴士上遇到小学同学老海。

老海：“我们真是有缘，今天要不是我的平治坏了，也不会在这里遇上你。你怎么样？下个月小学同学聚会一定要来啊！就这么说定了。”　

黎明的旁白：每个人都会有过去，就算你是一个杀手，一样会有小学同学。每回碰上这种人，他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

老海：“你现在干哪行？有空多多联络。给我张名片吧，有好的可以一起做，这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一出，被问者有两种心理反应。抗拒和迎合。

从小学到现在的人生轨迹，难免会有断层的现象。问题在于断层后的自己是否会拒绝面对过去的自己，才是他是否会抗拒小学同学的殷勤之关键所在。

如戏里的黎明，长大后竟然成为职业杀手。这样的人如何面对以单纯天真作为关系基础的小学同学？或许以杀手作为例子太过极端，就以小时候戴着厚厚眼睛的内向女作为例子。小学时代这类人最容易被边缘化，也可能被冠上各种难以入耳的花名。这样的人即使将来飞黄腾达，在面对小学同学时，难免还是有短暂的挣扎期。记忆与回避两者之间，回避无疑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我比较幸运。小学的记忆与1988年汉城奥运紧紧地嵌合在一起。友谊之上和崇高的人文元素几乎和我的小学经验划上等号。有人召集同学会，自然第一个支持。

况且我也想彻底调查一下每位小学同学当年的暗恋对象。整理好后以图表列明，然后上载到网上去。

(这一期由于我出国进行文化交流，没时间交稿，所以请了封笔多年的谭于琳小姐代笔一周。）

“以前我们哪有你们那么多选择？”长者老爱说。

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可能性的美好年代。才华洋溢的可以同时是律师、爵士歌手和潜水教练；恋爱关系可以是单身、有男朋友、有女朋友、有男女朋友不等。

太多可能性了！ 有者甘之若饴，但亦有一群人因而患上了“不能決定症”。患者或害怕选错而宁可不选（Avoidance of Pain)，或于芝麻小事上推敲再推敲，又或终日患得患失，惦著没选上的那个可能性。严重者更如耳中垂失衡，头昏脑涨，失去衡量轻重的能力。

如果每一个大小决定都是一扇门，那自己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踌蹰在门缝间？抑或在踏入门槛后仍四处张望？“不能决定症”的症状，你又中了多少？

友人蓝小姐一向处事果断。偶而事情不尽完美，亦能笑笑耸一耸肩。

“每个决定都应有它的有效期限，就像projects有deadline一样。期限前保持思维清晰，不要否定心的意愿。决定了，便尊重它。”

“我很享受全神贯注去做每一件决定了的事。吃饭时专注于米香，和家人在一起时不会想还未完成的工作。 更不会浪费精神去懊悔。 禅，修的不就是人到心到吗？ (Being in the Presence)”

“那要是选错了呢？“我问。

“好好的选又用心的做了。那也没办法啦。” 蓝小姐笑著又耸了一耸肩。

在这个充满机会和可能性的美好年代，除了懂得制造机会，也要修得消除选择的智慧。

在我国这样的多元社会里，谈判这一环节在政治游戏里的比重较大。再加上我国的政治是以巫族至为强大，其他族裔以配角式地方式在周围陪衬，使到谈判的角色更加吃重。

这里要谈一谈弱势的谈判哲学。

要跟人家开始谈判，第一个要搞清楚的是为何而谈？必须要先厘清自己的条件。也要搞清楚的是，人家为啥要跟你谈。尤其是你处于弱势的时候。

弱势的时候，对方可以压倒你，表面上可以不需谈判。但是强势当权的一方有时候非常渴望不战而胜，或避免混乱，所以不介意吃亏一点。这个时候，参与谈判的客观条件就是，弱方明知道是输，但仍渴望一战。

而强方在强势的时候下放一点利益，希望以利诱的方式减少敌对一方的移动空间，从而减低因开战而带来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所以说，一强一弱的谈判基础是建立在双方可能开打的基础上的。为了凑合谈判，弱势就必须表现的更加想开战，如果需要，甚至必须为开战而做好所有的准备。

假如弱势一方进入谈判室时，一幅想要投降的样子，也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而自动缴械，那么是人都会趁机大捞一笔。弱势一方肯定是谈判的大输家。

弱势一方原本的移动空间和条件就很少了，再自动缴械的话，就什么都甭谈了。

马华那么多年的协商精神，就是这样被华社简化成“马华协商，越协越伤”。

最近看了一套戏，戏里的男女主角有一段有趣的对白。

“你那么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为何你不去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

“那可不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会跟别人结社的。”

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千丝万缕地结合在一起。无政府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庄子、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芝诺和比较近代的欧洲哲学家们。假设我们根据现代一般考古学教科书的说法，文明的起源始于早人类聚居的习惯，而在人类有能力建立城市后开始蓬勃发展。

既然大家聚居在一起，自然就需要有一定的管理制度，所以每个人自愿牺牲掉一点自由，成立了政府。

可是身为一个管理机构，有时为了更大（或权贵）的利益，政府很有可能会损害到小部份的人。所以自然就会有人群起抗议。这群抗议的人之中，比较温和的就走民主主义路线，再偏左一点的就称为社会主义路线，例如我们的民主行动党。这往左走，可以走到最远的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

这个主义相信的是如果人们按照本能和一套高尚的价值观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也不需要宗教和钱，大家回到人类初始的社会模式，以物物交换代替现代金融系统。

这么浪漫的愿景，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渐渐地无政府主义演变成一种贬义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无政府状态”的定义为政治上的无序。因此根据常识，普遍上无政府就意味着混乱和无序。

以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形看来，多多少少都符合这个定义。可惜的是，国家动乱的始作俑者们，都不像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根据柏拉图的文载，希腊古代最被尊崇的德比先知曾预言，苏格拉底乃为当时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类。苏格拉底听了先知的预言以后，心里觉得不可置信，于是开始了寻找比他更有智慧的人类。

结果他明察暗访了许多当代出名的智者，发现这些自认为很有智慧的人，其实都没什么了不起。于是苏格拉底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因为他永远自认智慧不足，所以先知才会认为他最有智慧。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诸国的老百姓普遍上是不能接受同性恋和恋童的人。但是在上流社会里，此类恋童活动较为能够被接受。一些所谓的高等人甚至将之视为一种时尚，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同性恋活动。

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身为上流社会一份子的苏格拉底也被一些史学家怀疑他在生前有涉及此类活动。一些史料记载，身材臃肿不好运动的苏格拉底，却喜爱在空闲时间流览健身室欣赏猛男。另一篇史记，阐述他深深被一名美少男吸引，自愿成为他的教师。

苏格拉底曾经私下咨询他的体态顾问（类似现代的健身指导员），征求后者评论他的性取向。体态顾问说：“我发现先生您确实天生倾向于污浊的同性恋。”

对于一个那么坦白的评论，苏格拉底欣然接受。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天生倾向，他贯彻了自己提倡的哲学：只有能够承认自己不足之人，才有空间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于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苏格拉底一方面坦诚面对自己天性，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不妨尽情地欣赏猛男；另一方面，他尽量自律守戒，绝不对自己的学生作出越轨的行为。有一次，一名学生轻吻了他一下，他马上懊恼地说：“这样的罪恶，要花费我多年的时间才能洗脱。”

也因为他的自律，他到了最后都没有行差踏错。他临终前面对元老会的审问时，恋童一癖虽在公开辩论时有被提出，但此罪始终没有被列为他的官方指控里面。苏格拉底也总算是死得磊落。

承认同性恋的开放国家当然无需效法苏格拉底，但在一些仍然将肛交列为刑事法的保守国家里，社会名人们不妨参考他的处世哲学。

这一届欧洲杯由西班牙胜出，但最大的赢家却另有其人。西班牙捧走的是一座奖杯，但真正获得最多无形荣誉的是土耳其。

首先，整个欧杯最有看头的两场比赛都是由土耳其领衔主演。在对垒捷克一役，在落后两球后，以惊人的斗志在最后十多分钟内上演大逆转。对垒德国时，即使多名主将缺赛，土耳其队仍以咄咄逼人之势压得老牌强队喘不过气来，让全球都见识到突厥人的战斗意志。

西班牙夺杯幕后最大功臣，国家队教练阿拉贡内斯就是个土耳其人。此君在执教初期成绩不甚理想，为多人诟病。这次一举拿下欧杯，原本应该考虑水涨船高要求加薪，但是突厥人的硬汉脾气发作，斩钉截铁拒绝留任教练一职。外人纷纷揣测是否当年受了不少气，现在耍个性威给当年看不起他的人看。

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土耳其人帕慕克，本身是一个足球迷，在欧杯期间忍不住公开发表球评，获得大量媒体的关注。此君是全球公认实至名归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来讲话的分量自然就不一样。

所以在欧杯期间翻开报纸，不管是欧杯相关与否的主版、副刊或言论，很多都是与土耳其有关的新闻。所有的报道都是非常正面的。这种排山倒海的宣传和媒体报导，要是转换成政府的宣传运动，那可是以亿元计算的，看我国旅游局的海外宣传就知道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下，这一次的欧杯无端端大大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正面形象，这对土耳其政府和人民来说，就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样。

但象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古国，很自然地就会有其历史包袱。当一个国家开始渐入佳境的时候，这些历史包袱自然会适时地浮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阿尔美尼亚人灭族大屠杀，到了现在还是土耳其的一个最黑暗的污点。它不能象德国一样坦然面对历史，因为这个历史事件牵扯到千丝万缕的宗教和种族背景。

150万条人命，以及受害者的后裔绝不会在全球视线都集中在土耳其时，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就像藏独运动在奥运前特别活跃。

有幸与拿督多米尼克普渡彻里（Dato’ Dominic Puthucherry）共车两个小时。路上闲谈一番，获益不少。

多米尼克是活跃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人物。曾任新加坡社阵领袖，在李光耀时代被驱逐出境，只好到英国读法律。经过一番波折，以44岁高龄获得律师专业文凭。过后来到马来西亚，继续活跃于政坛，还当过国会议员。现在为著名的律师。

“拿督，我发现你们那一辈的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老左派，总是特别浪漫。”我胆粗粗地说。

“哈哈，我们从一个动荡的时代走来，真正体会和感受到在大时代内，人与人之间的激荡和温暖，所以远比一般人热血。”多米尼克说。

“我认识一些父辈的左派朋友们，每一个都是激情热血的人。60年代留下来的愤怒，到现在还有迹可寻，比绝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有冲劲。”

“左派就是这样，思想决定行为模式，也间接地决定了历史。我们的斗争方式和目标，比较接近草根和群众，自然就比较有感情。”

“但是，所谓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到了现代还有发挥的地方吗？至少迄今我们仍没有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问。

“有没有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有在国家政策上反映出来。”他说。

“哦，就象有的北欧国家一样，很多措施和政府人员的心态，多多少少都有社会主义的影子。但它们成功的先决条件是赋税很高。”我说。

“赋税高施于高收入群是对的，重要的是贫苦和劳动的大多数受到照顾。”他说。

“拿督，以您这样的高龄，仍活跃于法律界，实属难得。”我说。

“哈哈。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劳动到85岁。”他说。

我心想，这样的人都有。换作是我，我倒是希望可以在35岁退休享福。

最近接触了不少以问题来表达的冷笑话。

比较容易与我国文化切合的是台湾综艺娱乐界那边传来的笑话，绝大部份与同音意异字有关。就比如说这个：

“吴宗宪打篮球的话，应该派谁去防守他？”

答案是“慈母”，因为古诗中有一句“慈母守宗宪”。

又或者这个：

“纸和布，各怕什么？”

答案居然是：“布”怕“一万”，“纸”怕“万一”。

这种程度的笑话，恐怕已经超过冷笑话的范畴，但是在流行文化大趋势的条件下，此类词汇的偏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冷笑话原本是指听了令人觉得很冷的笑话失败作。但是人的天性使然，毕竟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听到好笑的笑话，所以后来渐渐演变成那种让人一开始听了不觉得怎么好笑，过后慢慢地会发现其实很好笑的笑话。

到了现在，冷笑话包括所有答案令人出乎意料的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好不好笑已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是当然还是好笑的为佳。

最后分享一个同音意异字的经典冷笑话问题：

“哪一名明星常常在找笔？”

答案 是米高积逊，因为他常唱：“笔咧？！笔咧？！”

要了解失恋之痛，必须从人类的行为模式和记忆能力下手。

人的行为模式经过长时间的重复，会因为重复的进行而开始适应。当适应程度加深的时候，自然就会对某个行为开始觉得舒适，进而开始依赖和期待。“小王子”里面的狐狸，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寂寞之苦。

同样的道理，失恋之始迎头痛击的就是这种突然逆转的生活习惯。以前有个人可以让你轻声呼唤各种古怪可爱的昵称，现在突然间没有了。有时嘴痒想要叫叫这类的昵称，一时间没有对象，只好对着空气讲。以前晚餐有个伴，一面吃饭一面谈天。现在一个人，什么都没趣，连晚饭钱都省回。

逆转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来调整。比较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其他的仪式来替代失去的生活习惯。“重庆森林”的金城武就买了一大堆的黄梨罐头来吃，一天吃一罐，直到那一批的罐头的有效使用日期。有的人马上外出狂欢，以行为带来心情的欢愉，快乐一天是一天。

改变生活习惯不过是能够暂时性地压抑坏心情，并不能够根治失恋之痛。

失恋之痛，痛于它将过去一些很重要、快乐、甜蜜、感人的过去，慢慢转换成一组毫无意义的记忆。

这种失去意义的痛苦，才是不断令人感到悲伤的源头。尤其每每想起这段失去意义的记忆，对照现在两人乱糟糟的关系，更加令人觉得伤感。

这一种痛就像是断肢之痛，是没有解决方法的。

“国之将乱，必有妖孽”。

这句话在最近的政坛演义之中，令人有很强的体会。

有鉴于巫统及马华的党选将至，最近有特别多幽灵外出活动。“幽灵党员“这4个字在报章出现率，高得惊人。一到党选，这群幽灵兵团起着改变国运党运的重任，分分钟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假党员在这里指的是所有非自愿入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对于他们扮演着决定国运的角色懵然不知。他们的身份周年复始地被领袖利用，变成帮助无良政治家上位的狗腿。在一些政客的眼中，“幽灵党员”和“假党员”是有技术上的分别的，但在这里方便起见，一概以同义用。

“假党员”是国内大部份政党的敏感课题。敏感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假党员又爱又很。爱的原因是每个假党员都有背后的操控者帮他们缴付党捐。假设一年的党捐是10元，那么100万名假党员一年就可以供给政党多达一千万元的额外收入。要是这一大帮的幽灵军团无端消失，政党的损失可是不小的。所以就好像吸毒问题一样，虽说是不好的东西，但说要戒也是很痛苦的。假党员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党领袖还是难以割爱一个那么赚钱的问题。

2000年台湾国民党输掉总统后，第一项重大革新就是要求重新注册党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所有的假党员。结果国民党党员人数立刻不见掉一半，从200万人瘦身至100万人。这100万流失掉的党员就是假党员。可能这群人在开始的时候是自愿入党，但是到了后来无意更新党籍，而让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幽灵大军的一分子。

瘦身成功后，国民党组织变得轻便起来。无良的政治家再也难以号令百万幽灵军团，协助他活得重权。留下的党员全是真心为党为民的中坚分子，政党图强变得比较容易实行。

这样的中坚分子，生为党员，死为党魂。对照之下，我们这边的党员，很多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党魂了。

 地震要是发生在古时候，绝对有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

迷失大陆亚特兰提斯是考古学和历史上的一个千年不解之谜。据说亚特兰提斯是同期文明之中最早步入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各种技术和社会制度远远超越其他文明。但是它是在一个剧烈的地震中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很多学者认为，提出亚特兰提斯学说的柏拉图，是依据发生在他年代的一个地震而杜撰出来的文学著作。

公元前373年，也就是柏拉图完成有关亚特兰提斯著作前的十多年前，一场强烈地震将一个名为希莱克（Helike）的都市国家彻底地毁掉。希莱克在当时算是个不结盟国家，过去百年内对于周围列强的战争都置身度外。所以该国的经济和社会文明得以默默的发展，比起周围的国家来得先进。但是一场地震，造成所有都市人口几乎全部消失，一来死伤太多，二来灾难后周围列强趁机袭击该国，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废墟实在是住不下去的。

当然地震过后，人道救援还是有的。但是当年科技落后，即使是人们组织了大约2000人的救援部队，还是救援不出什么东西来。最要命的是，地震之后周围列强对于希莱克的领地虎视眈眈，趁病拿命，纷纷出兵掠夺领地，两下子就将一个好好的都市文明摧毁掉了。所以地震在一个文明消失的悲剧中，充其量只算是一个导火线，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人类自己。

人类在过去几千年来，无疑在人道精神上是进步不少了。至少发生灾难后不需担心人家趁机博乱，国际关系好的话，还可以获得大量的援助。

四川地震的拯救行动在5月下旬已经不得不停止了。但是接下来的善后工作，绝对是比灾难拯救更加艰巨的。

无形的毁坏会在拯救工作停止后慢慢地浮现。之前赈灾筹得的款项，不管多少，一旦比起灾难后的补救消费，还是九牛一毛的。首先是要清理废墟，单单是清理残垣破瓦，拉倒危楼，就是一项巨大工程。再来是为人民重建家园和基本设施。

地面震动一下，工厂里的机器马上就移位，一移位就必须修业一段很长的时间。此类看不到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包括灾区内外，从四川延伸到整个中国。距离灾区较近的，甚至整区的工业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地震波及多少业者工友。

这些都是地震过后，我们看不到的眼泪。

阿尔伯仙奴在电影“Two for the Money”对于人类寻找存在感有一段精辟的见解：

“赌博并非一个问题。问题是嵌入在你们这些赌鬼脑子里面，就如一部烂车子一样。普通人赌钱是为了赢钱，但是你们在潜意识里面，是为了输钱而赌博。你们只有在输去手上的筹码时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你们即使在赢钱的时候，也是觉得活着是不实在的。只有输光以后，你呆站在哪儿，重新创造了最糟糕的厄境，你才会回过神来：嘿，我还在呼吸，我还活着！为了确实自己还活着，你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输钱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

这一段话，解释了为何很多人有自毁的倾向。

人很多时候要在最少化的情况下，才能够赤裸裸地审视自己。所以张洪量在90年代中，一个人跑到新疆去“寻找灵魂”；陶渊明有官不做，隐居于山野田园之中；杜斯妥也夫斯基放下贵族身段，做个农夫作家。

这种情形再延伸到普通人的身上：一段感情过于平稳，生活上多了一个人就像多了一个包袱，不如制造一些危机，感受一下辛辣的滋味。玩得过火时导致爱人跑了，剩下孤零零一个人独自享受孤单，黯然神伤但同时却高兴恢复单身，可以更加真实地面对自己。工作过于枯燥，慢慢发觉自己的人生被工作埋没了。只有在不顾一切辞职以后才能找回自己。

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生活完全没有东西可供寄托，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内发展，面对自己。

巴黎希尔顿答应参与“Simple Life”真人节目的演出时，脑子想的可能是希望借着这个节目找回自己。